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及其曲折历程，对当下及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有哪些启示？为什么只有中国道路有如此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由王立胜、钱跃编著的《逆转——中国共产党百年重大危机处理》一书，从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屡屡面对的危局入手，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历次重大危机面前如何迎难而上，凭借其崇高的理想信念、长远的战略眼光、坚忍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深刻的洞察力、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和策略、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次次化危为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实现惊天逆转，走向最后的胜利。

本书精心选取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面临的重大危机时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重大危机处理经验，集中展现了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本书既是“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

章 节 简 介

第一章《血泊中奋起：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机处理》

1927年，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共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周恩来认为那时中共中央“完全破产”决不是夸大之词。面对重大危机，中共中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特别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

第二章《千钧一发：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危机处理》

中共重要领导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机关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甚至无法在上海立足。中共截获情报后及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并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对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重大危机。

第三章《古田之光：红四军集权与分权之争的危机处理》

1929年红四军发生前委和军委之争，表面看是集权还是分权之争，实质上是要不要、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争，争论导致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红四军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严重影响了部队工作，军事上遭到强敌反击，伤亡惨烈，前途堪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坚强的党性、坦荡的胸怀，化解了这场危机，古田会议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对于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党，提出了一整套高屋建瓴的纲领性方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从党的制度建设角度看，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影响深远，为全面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万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危机处理》

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下，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湘江之战，红军将士虽然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开始战略转移时，中央红军总兵力八万六千余人，湘江之战后锐减到了三万余人，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危在旦夕。面对苏区危局，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万里长征。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全军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逐步确立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它因此而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第五章《至暗时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分裂的危机处理》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公然另立党的“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前途未卜。面对这一重大危机，中共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后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并北上。红军三大主力最终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了。

第六章《统一战线：日本侵略中国后亡国灭种危机处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中国共产党努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立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科学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最终获得对日作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七章《以斗争求团结：皖南事变重大危机处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民党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甚。新四军指战员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经七昼夜血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蒋介石随即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采取了坚决的斗争策略，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开展广泛的舆论战，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宣传技巧的熟稔得以充分展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最终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而中共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威望，皖南事变也由此成为抗战时期国共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大转折。中共中央还吸取皖南事变深刻教训，对增强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

第八章《滚滚延河水：日本侵略军“扫荡”下的危机处理》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军疯狂而频繁的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根据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大批粮食和牲畜被抢走，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人民军队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按照精兵简政等原则，建立廉洁的抗日的民主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支持长期抗战。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第九章《较量：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危机处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并发动全面内战。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共产党。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中共中央运用底线思维，充分预估困难，在把“困难”和“光明”都估计充足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参加重庆谈判，以必要的让步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经营东北。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中共重新确立了“没收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正确方针。在军事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挫败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适时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大阵线，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

第十章《考验新中国：朝鲜战争的危机处理》

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介入，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日益上升的压力。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多次密谋使用核武器对中国核讹诈，核战争一触即发。面对重大危机，新中国毅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面对强敌不怕牺牲、敢于战斗、敢打硬仗，重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破美国的核讹诈。以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实现战争局部化，以打促谈，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第十一章《乱云飞渡仍从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的危机处理》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其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中国等所受压力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苏联的社会主义垮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会不会垮台？社会主义还行不行？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改革开放还搞不搞？一时间有人悲观失望、信仰信念信心信任发生严重危机，怀疑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中共中央提前预判，从容应对，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确定了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两国关系的性质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睦邻友好。中国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回答实践中出现的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第十二章《不屈的力量：汶川特大地震后的危机处理》

2008年“5·12”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直接经济损失8000多亿元人民币。400多万伤病员需要救治，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灾，数以百万计的民房受损，波及4600万百姓。巨大的伤亡与破坏，也危及着灾区人民的精神家园与文化传统。当天灾震碎无数家庭，哀恸穿透心灵，生者如何在痛楚中重获希望？日子怎样进行，血脉如何延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11万子弟兵上演“生死突击”，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关键的作用。中央果断作出恢复重建的重大决策，启动对口支援机制，震后37天，国务院制定《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统一部署对口支援任务，震后一年18省市援建四川的资金已达394.75亿元。震后4个月，《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正式发布。国家从大灾中吸取教训，建立和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2010年9月1日正式实施《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确立了救灾工作应遵循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原则，这成为我国救灾工作新的指导方针。

第十三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处理》

2008年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向整个实体经济蔓延，致使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外需大幅下滑，导致中国经济出口萎缩，大量失业和消费下降，同时导致产能过剩，高投资积累的产能无法通过出口释放，而内需又不足以消化，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中国所受影响也日益加深，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减缓、下滑。对此，中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地区和国际合作。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雷厉风行，密集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判断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长期性，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方位和新的特征——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第十四章《生命至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处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面临重大威胁。据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4日12时40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亿零491万例，达到104,911,113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27.8万例，达到2,278,576例。中共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建立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各地方各方面各负其责、协调配合，集中统一、上下协同、运行高效的指挥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共产党强调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