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理念”是俄罗斯历史哲学中的核心概念。通过系统梳理“俄罗斯理念”进入中国以来的不同研究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可以刻画中国学界建构它的主要维度和基本路径，从而揭示“俄罗斯理念”建构性特征及其所表达的自主性精神诉求，进而探讨在中国“镜像”中“俄罗斯理念”研究存在的“在场”与“缺位”问题。

关键词：俄罗斯理念 中国 镜像 建构性 自主性

“俄罗斯理念”（the Russian Idea）[1]是俄罗斯哲学研究无法绕开的概念，它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尽管完全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俄罗斯理念”首次被引入俄罗斯哲学史是在1888年索洛维约夫(В.В.Соловьёв)所做的题为《俄罗斯理念》的著名演讲上[2]，但也有部分俄罗斯哲学史家认为，“俄罗斯理念”的历史与俄罗斯哲学的历史同样悠久。这提示我们或许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俄罗斯哲学史，即把“俄罗斯理念”被正式提出之前的哲学思想阐释为对其必然出现的理论预设，而把它之后的哲学思想视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形式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理念”就成为了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母题”，或概念的概念。

“俄罗斯理念”作为俄罗斯哲学的母题，在历史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比如“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斯拉夫主义、人类聚合性同一的理想（соборное единств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白银时代复兴的宗教哲学、欧亚主义等。当代俄罗斯知识界对“俄罗斯理念”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形成了不同的认识，部分学者把它视为实现俄罗斯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但也有部分学者把它看作俄罗斯帝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思想的替代品，妨碍了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理念”的接受和阐释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诉求基础上完成的，这使得“俄罗斯理念”在中国的建构史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中国特点。在跨文化哲学视域下考察这段理论建构史，既可以丰富“俄罗斯理念”本身的建构史，同时也可以借此透视中国国内哲学研究可能存在的偏好结构。

一、“俄罗斯理念”在中国研究的主要阶段及其基本特征

自1991年“俄罗斯理念”被译介进中国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三十年间，“俄罗斯理念”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而成为讨论各类俄罗斯哲学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框架，甚至开始成为部分学者考察中国现实问题的重要参考。纵观近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理念”的哲学阐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接受阶段（1991-2000年）、吸收阶段（2000-2010年）和改造阶段（2010年至今）。

（一）“俄罗斯理念”在中国研究的开端

“俄罗斯理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3]，其标志是雷永生在1991年发表的《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人道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的苦斗—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演变初探》。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间，对“俄罗斯理念”的研究主要与对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等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思想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俄罗斯理念”研究初始阶段的重要特征。

雷永生在文章中指出，苏联权威哲学杂志《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于1990年的第1、2期大篇幅刊载了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的部分内容，这在苏联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别尔嘉耶夫还是一位被苏联政权驱逐的思想家。这一学术动态值得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

尽管雷永生的上述两篇文章并未对“俄罗斯理念”进行详细阐释，但它们对于国内的俄罗斯哲学研究、特别是“俄罗斯理念”在中国建构史展开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为当时中国国内俄罗斯哲学问题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标志着中国国内俄罗斯哲学研究从大多关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关注科技哲学）开始逐渐走向多元，其中最主要就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在这一时期，包括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洛斯基(Н.О.Лосский)、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舍斯托夫(Л.С.Шестов)等人的哲学著作被大量翻译为中文出版，比如19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4]的第一个译本，2004年再版；洛斯基的《意志自由》（1995）、舍斯托夫的《开端与终结》（1998）等也被陆续译介出版。这些译著的出版帮助中国知识界发现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俄国重要哲学流派——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并在中国国内逐渐形成了俄国宗教哲学研究的高潮。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译丛》（后更名为《世界哲学》）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刊发俄国宗教哲学的相关译文，1995年还曾为此出过专刊。

另一方面，或许正是由于“俄罗斯理念”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几乎同时进入中国知识界的研究视域，因此，不少中国研究者尤其强调“俄罗斯理念”所体现的宗教意识。张百春在《早期俄罗斯宗教哲学述评》中指出，“基督教引进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领域的空白被基督教填充了，俄罗斯的文化、哲学等才有了孕育、产生的土壤。因而俄罗斯精神领域里的任何发展变化都与基督教有关，即受其影响、在其基础上展开的，哲学也不例外。”（张百春，第18页）张百春的观点在中国学界具有代表性，即东正教是把握俄国哲学思想的必要前提。因此，“俄罗斯理念”所体现的宗教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俄罗斯理念”在中国的吸收阶段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化热”之后，在21世纪初进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空前活跃期，集中引入了各种国外哲学思想，其中也包括俄国宗教哲学思想。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间是中国学界充分吸收和阐释“俄罗斯理念”的时期。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俄罗斯理念”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237篇相关文献。仅在2005-2009年间就有58篇文献，占全部文献总量的近25%。进一步分析这些文献可以看出，除宗教意识之外，中国学界开掘出“俄罗斯理念”更多的理论内涵，这是在中国的“俄罗斯理念”研究进入吸收阶段的特征。从不同视角揭示其理论内涵标志着中国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俄罗斯理念”。这一阶段建构的主要方向旨在说明“俄罗斯理念”是如何为俄罗斯民族复兴和历史道路选择提供精神定位的。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真空之中，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应该成为当代俄罗斯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2000年，普京总统提出“新俄罗斯理念”之后，“俄罗斯理念”可能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更是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同年，贾泽林、李树柏翻译出版了题为《俄罗斯思想》的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录了包括恰达耶夫（Л.Я.Чаадаев）、霍米亚科夫(А.С.Хомяков)、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俄国重要思想家关于“俄罗斯理念”的经典文献。贾泽林在《俄罗斯思想》中译本序言中明确把“俄罗斯理念”看作俄罗斯存在和复兴的精神支柱、俄罗斯的精神定位（参见索洛维约夫等，“中译本前言”，第4页）。这为同时期的中国学界研究“俄罗斯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与之高度相关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学界试图通过把握“俄罗斯理念”来从学理上理解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本质。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理念》一书中对俄罗斯民族的极端矛盾性格和独特历史命运的刻画使中国国内部分研究者将“俄罗斯理念”视为把握俄罗斯民族精神本质的“钥匙”。比如白晓红研究员在《“俄罗斯思想”的演变》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思想’是一个特定概念，专门表达俄罗斯民族独特和本质的精神要素。理解了‘俄罗斯思想’这个概念，就掌握了理解当代俄罗斯的‘逻辑钥匙’”（白晓红，第58页）。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理念”的阐释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明确的本位主义理论诉求或研究偏好。

（三）改造阶段：“俄罗斯理念”被界定为“俄罗斯与西方”

自18世纪下半期开始，俄国知识界就开始反思“欧洲与俄国”或“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这种反思在19世纪上半期以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关于历史道路选择问题的争论而获得了哲学表达形式，成为了俄国历史哲学的开端。但就“俄罗斯理念”本身而言，对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俄国思想家来说，它仍主要是与宗教意识和俄罗斯民族特殊使命有关的哲学概念。换言之，这些思想家主要在人类的普遍意义上来探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意义问题，“俄罗斯与西方”是他们讨论问题的必要前提，并不是他们根本的理论旨趣。但最近的十几年，受全球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影响，俄罗斯和中国国内的民族意识高度自觉。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有意识地凸显了“俄罗斯理念”中所包含的“俄罗斯与西方”理论内涵。这主要是在反思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的层面上展开的。笔者在2016年出版的《分裂的宿命和自主性的抗争：现代性视域下俄罗斯文明圈的解构与重建》一书中提出，所谓“俄罗斯理念”是俄罗斯在现代化转型中产生的独特精神现象。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是“迟到的”国家，作为原发型现代性国家的西方始终是它要扬弃的“强大的他者”，这构成了“俄罗斯与西方”的最初含义。（参见祖春明，2016年，第98-101页）

进一步来说，“俄罗斯理念”体现了俄罗斯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支撑着俄罗斯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学界关于“俄罗斯理念”的研究中，突出它在民族-文化方面的意义已逐渐成为一种主导范式。比如车玉玲在2022年指出，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具有“反启蒙”思想，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争论开始就一直试图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建构独特的俄罗斯文明。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俄罗斯式反思”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参见车玉玲，第35-44页）。

由此可见，“俄罗斯理念”作为外来概念进入中国学界的30多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讨论不仅极大丰富了它的理论内涵，更让它走向了广阔的中国现实，成为中国知识界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场域。

二、中国建构“俄罗斯理念”的主要维度和思想路径

如上所述，中国学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理论诉求基础上接受和阐释“俄罗斯理念”的，尽管这构成了中国建构“俄罗斯理念”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国内知识界的理论关切和价值追求。在俄罗斯哲学家那里，“俄罗斯理念”既可以用来描述俄国独特精神文化传统的事实；同时也可以用来表达俄罗斯民族所追求的精神理想和终极意义。本文基于对“俄罗斯理念”概念独特性的把握，认为“俄罗斯理念”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它的建构性特征：“俄罗斯理念”是一个尚未完成（not yet）、始终处于建构之中的概念，或者说“俄罗斯是个正在寻求其民族理念的尚未完成的民族，它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它相信要成为一个完成了的民族并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角色”（祖春明，2012年，第56页）。本文选取了中国学界建构“俄罗斯理念”的几个代表性维度，并试图说明其建构的主要路径。

（一）西方或不同于西方：历史道路选择的维度

独立的俄罗斯思想是在历史哲学问题上觉醒的。它的开端是发生在19世纪上半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关于俄国应该选择何种现代化道路的争论。这种争论在苏联解体之后再次成为俄罗斯知识界讨论的热点。正如贾泽林所指出的：“所谓‘俄罗斯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哲学’性质的问题…‘历史哲学’问题（包括‘俄罗斯理念’）在当今的俄罗斯，之所以受到格外的重视，显然与俄国当前的严峻现实有关。”（索洛维约夫等，“中译本前言”，第2-3页）这里所说的“严峻现实”是指在两派争论发生百余年之后，俄罗斯再次站到了历史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俄罗斯理念”被中国知识界视为俄罗斯民族进行历史定位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在关于俄罗斯会选择西方或不同于西方的历史道路问题上，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尽管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强行把俄国推上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之上，但由于“俄罗斯理念”的存在，俄罗斯必然要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而符合俄罗斯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这种观念在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认同。比如有学者曾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理念的失落是俄罗斯陷入危机和十年改革未获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汪宁，第35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初十年，中国学界围绕“俄罗斯理念”的讨论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不少中国学者相信，通过考察俄国内学界关于“俄罗斯理念”讨论的走向能够判断俄罗斯最终会选择何种历史道路。

在历史道路选择问题的层面，中国学者揭示出“俄罗斯理念”新的理论内涵。笔者在《“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一文中指出，第一，“俄罗斯理念”通常表现为一种分裂意识，而“西方派/斯拉夫派”是对这种意识的首次命名；第二，分裂意识之所以成为俄罗斯的宿命，根源于一个宿命般的事实：俄罗斯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一向是个“迟到的”国家；第三，“西方派 / 斯拉夫派”的论战同时还是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启蒙派与浪漫派”对立的回声；最后，在俄罗斯理念中，西方取向与斯拉夫本位取向并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峙结构。在除苏联时期的整个近现代历史中，俄罗斯理念表现为一个由斯拉夫本位取向占主导地位的偏心结构（参见祖春明，2012年，第56-68页）。

此文所持的基本立场代表了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理念”的普遍认识，即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自主性意识，必然要选择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种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界的理论关切。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解决了道路选择问题，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但在此之前的百余年时间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始终是中国知识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主张全盘西化的一方和坚持走自主性现代化道路的一方势均力敌，但无论是19世纪的“中体西用”还是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都表明，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后者，即强调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和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显然，这种理论偏好已被投射到对“俄罗斯理念”的研究上来。

（二）文化认同的维度：俄罗斯究竟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抑或“欧亚洲”

如上所述，中国学界最早接触“俄罗斯理念”这一概念就是以别尔嘉耶夫作为媒介实现的。他的《俄罗斯理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学界认识“俄罗斯理念”的启蒙读物，该书从思想史视角着重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知识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主要观点。“东方与西方”分别在第一章关于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分析和第二章关于俄罗斯历史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两次出现，凸显了该问题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别尔嘉耶夫关于该问题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学界对“东方与西方”问题的关注并影响了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理念”阐释的维度选择。

别尔嘉耶夫在该书中指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别尔嘉耶夫，第2页）。这段文字在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界几乎无人不知，一方面，它强调俄罗斯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巨大的东方-西方；另一方面，它凸显了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要素之间形成的张力甚至对立。别尔嘉耶夫的上述观点对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国内从文化层面对“俄罗斯理念”进行阐释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上文提到的笔者的著作外，还包括《克服俄罗斯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尝试—欧亚主义的理论探索》《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俄罗斯文明圈重构的两种范式》等。这些成果都以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问题为理论出发点，结合作者本人关于俄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认识，对斯拉夫主义、古典欧亚主义和当代欧亚主义等进行论述，进而强调“俄罗斯理念”在克服俄罗斯文化认同危机和确定民族身份方面所发挥的基础理论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欧亚主义是现阶段中国国内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俄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部分当代欧亚主义流派对该学说对当代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强调，是催生中国国内研究热潮的一个原因。但本文认为，除此之外，中国国内学界对文化研究的重视，比如对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热情，可能也是出现欧亚主义研究热潮一个重要原因。欧亚主义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强调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对于中国探索自己的民族文化定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弥赛亚意识演变为拯救西方文化危机的现代性批判意识

在“俄罗斯理念”被译介到中国之初，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就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俄罗斯理念”和弥赛亚意识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理论关联。比如，徐凤林早在1997年发表的《“俄罗斯理念”及其现代境遇》一文就指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民族就意识到，“只有俄罗斯拥有真正的基督教，那么，俄罗斯就肩负着‘拯救和更新世界’的历史使命…这种宗教救世主意识已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变成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优越感而积于意识深处…从斯拉夫主义到‘俄罗斯理念’，从欧亚主义到今天的‘爱国主义派’都是这种影响的表现”（徐凤林，第92-93页）。

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及由此形成的民族优越感突出表现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方面。1841年，莫斯科大学教授、斯拉夫派政论家С.П.施维列夫（С.П.Швырёв）在《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杂志上刊载了题为《一个俄罗斯人对欧洲形成的看法》(“Взгляд русского 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Европы”)一文，其中的主要观点后来被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概括为著名的“腐败的西方”(гнилой запад)[5]。围绕这个论断，斯拉夫派进一步指出，西方现代文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显著特征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原则对于俄国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导致西方陷入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由于俄罗斯文化与基督教一般精神遗产紧密相连，因此，一方面，这决定了俄罗斯应该走一条与西方不同但又相关（应当吸收和借鉴西方好的方面）的独特的历史道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俄罗斯保留了真正的基督教，“但西方在自己那里却找不到信仰，因为西方基督教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原本意义”。(参见Кириевский,С.174-222)[6]因此，俄罗斯在未来可以借助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拯救“腐败的西方”。

“腐败的西方”及对它的精神救赎以不同的理论形态广泛存在于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后发型现代性国家之中。有学者指出，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考察现代性问题时，实际上是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价值判断。在20世纪后半叶，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由于欠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的普遍确立，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现代性是否继续保持着不可替代的肯定价值（参见衣俊卿，第19-20页）。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知识界存在两种普遍立场：一种是捍卫现代性的价值和必然性，但承认现代性存在内在矛盾，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超越和克服；另一种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拒斥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应该被放弃的、过时的历史存在。

本文无意评判上述两种立场，只是试图指出，在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的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背景下，“俄罗斯理念”所提示的精神救赎维度引起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车玉玲就曾指出，“俄国思想家“一直把‘完整性’ 与 ‘神人性’当作理论的坐标与历史发展的目的，并表达出一种傲慢与拯救的姿态：西方文明已经陷入物化与实证化的外部材料之中，东方文化消除了个体的自主性与多样性，未来应该属于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的载体就是横跨欧亚的俄罗斯民族文化”（车玉玲，第41页）。

综上，“俄罗斯理念”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表明，中国知识界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已经具有了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建构路径。这种建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国内俄罗斯哲学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取向，即建构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自主的哲学研究范式。

结语

“俄罗斯理念”是近些年来中国学界讨论最多但也分歧最大的哲学概念。这是由于“俄罗斯理念”本身就是将事实描述和理想表达结合在一起的概念。因此，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学界，相关研究大多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偏重。有的偏重现实需求，有的偏重理想信念。在阐释维度上，有的偏重将其作为意识形态，聚焦在强调它为俄罗斯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方面；或者偏重把它视为相对纯粹的历史哲学或宗教哲学概念，以阐发其蕴含的超验内容。与它们不同，本文坚持认为“俄罗斯理念”是“尚未完成”的概念，其所固有的“建构性”特征决定了不同的思想家会对它有不同的界定，并保证了在跨文化哲学视角下形成有关它的中国建构史的可能。本文不是对“俄罗斯理念”在中国研究现状问题的结论性成果，而是对该问题进行跨文化哲学研究的创新性尝试，并得出几点初步结论：

第一，在中国“镜像”中，“俄罗斯理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心偏移，这主要表现在：为满足中国对自身文化认同的想象，“俄罗斯理念”更多地被建构为与西方对立的概念，即强调西方是俄罗斯民族需要扬弃的“强大他者”。与之相关的是，中国学界过于强调“俄罗斯理念”的积极意义，包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对抗西方物质文明，弥补苏联解体后的意识形态真空等；但对其消极意义，比如漠视法制和个体自由等并未进行充分讨论。

第二，中国学界尚未充分认识到“俄罗斯理念”这一概念的特殊性质，即它是将事实描述和理想表达结合在一起的概念。这就导致国内部分研究成果混淆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其历史哲学意义，或者说我们缺少在理念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距离的意识。这种混淆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理念”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能力。

第三，中国学界对“俄罗斯理念”的建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建构过于突出民族本位意识，而对其全人类视域缺少应有的重视。诚然，“俄罗斯理念”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但这种理念的根本价值恰恰在于它对人类全体的关切和终极价值的追寻。承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理念”中，或许正是超越民族国家本位主义的“全人类性”才是真正使俄罗斯民族伟大的精神力量。这提醒我们，在进行跨文化哲学研究时，既需要研究对象的“在场”，也需要代入全人类的视域，唯有此才能实现跨文化哲学研究的真正价值。

Белинский,В. Г.,1955,“Сочинения книзя В. Ф. Одоевского”,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Ⅷ,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Ф. М.,1983,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таний в 30－ти Томах, Т.25,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Кириевский,И. В.,1911,“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России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В 2 Т. М., Публ. по указ.изд.

白晓红，2005年：《“俄罗斯思想”的演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第1期。

别尔嘉耶夫，2004年：《俄罗斯思想：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车玉玲，2022年：《反启蒙与新文明探索：俄罗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路径》，载《哲学研究》第2期。

杜宇鹏、秦立东，2019年：《克服俄罗斯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尝试—欧亚主义的理论探索》，载《学术交流》第11期。

索洛维约夫等，2000年：《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汪宁，2000年：《“俄罗斯理念”新定位》，载《国际观察》第4期。

徐凤林，1997年：《俄罗斯理念及其现代境遇》，载《浙江学刊》第4期。

衣俊卿，2004年：《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张百春，1995年：《早期俄罗斯宗教哲学述评》，载《哈尔滨师专学报》第4期。

祖春明，2012年：《“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载《开放时代》第10期。

2014年：《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俄罗斯文明圈重构的两种范式》，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2016年：《分裂的宿命与自主性的抗争：现代性视域下俄罗斯文明圈的解构与重建》，经济管理出版社。

[1] “俄罗斯理念”俄文表述为Русская Идея,对应的英文表述为the Russian Idea，或可译为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理念等。

[2] 关于是谁第一个把“俄罗斯理念”引入哲学史的问题，也有部分俄罗斯哲学家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他写道：“归根结底，俄罗斯民族的理念只是全世界、普遍的联合”(Достоевский,С.20)

[3]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学界对于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的译介并非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翻译出版别氏的著作或文章。由于本文重点考察“俄罗斯理念”概念在中国的建构史，而其主要在《俄罗斯理念：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一书中获得集中讨论，因此，在文章中将“俄罗斯理念”在中国的研究史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

[4] 值得一提的是，时隔20多年后，《俄罗斯思想》一书在2023年10月由张百春重新翻译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修改为《俄罗斯理念—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这充分说明，时至今日，“俄罗斯理念”概念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需要指出的是，“腐败的西方”的表述确实是由斯拉夫派的主要对手别林斯基提出的，他在1844年发表的评论索洛古勃（В.А.Сологуб）的中篇小说《四轮马车》（Таранмас）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表述，本意是揭穿斯拉夫派思想中的矛盾性，即西方腐败了，但为什么它还在处处打击我们。后来由于命运的讽刺，这个表述被错误地认为是斯拉夫派提出的。（参见Белинский,С.294）

本文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24年），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