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两个普遍难题:第一,现代化撕裂了传统社会,大多数人民没有充分参与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共享现代化成果;第二,现代化改革非但没有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反而加深了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与之不同,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去依附道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使群众真正参与了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使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掠夺式的现代化道路,同时成功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普遍难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新道路,又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新形态。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 

这番话清晰地定义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包含了四个层次的内容:(1)“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是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2)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就;(3)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需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下简称“两个创造”)。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又说道:“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四十三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事实证明，当年邓小平“我们相信会成功”的豪言壮语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两个创造”?这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有何不同?它将如何推动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为全人类作出怎样的新贡献?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尤为紧要，这有助于我们夯实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树立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根基。

一、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难题

“走自己的路”，走的是一条去依附的独立自主道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回顾1955年的万隆会议时，指出当年参会的亚非国家首脑虽观点不同，但一致认为:“为了完成‘独立’这项历史任务所进行的斗争尚未完成。……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完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叶荷哈、阿敏，第147－148页)基于该立场，这些刚刚政治独立或正在谋求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首脑能够求同存异，创造出载入史册的万隆精神。万隆精神是亚非拉人民解放道路的里程碑，但时至今日，这条道路仍然离终点很远。是什么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地位，真正完成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解放呢?

必须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给发展中国家开过不少“药方”，罗斯托的发展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罗斯托结集出版了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该书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在冷战正酣之际推出此人，目的是要跟苏联争夺广大新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西方宣传机器的摇唇鼓舌之下，《经济增长的阶段》甫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广泛传播。美国《生活》杂志将该书视为继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的又一经济学巨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把它说成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作出的最令人鼓舞的贡献之一”。(参见李宗正，第2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的前提是彻底变革生产关系，并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或文化因素。罗斯托则告诉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实行社会革命，只需要提高生产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足够了。按照他的计算，生产性投资只要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就可以实现经济“起飞”。然而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庞大，人均财富占有量严重不足，这就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拿出富余的资金存入银行或直接投入生产。简言之，发展中国家资本太分散，造成其生产性投资比例非常之低。怎样才能走出投资不足的困境，实现投资率快速增长?罗斯托提出了一揽子建议。其中，对内政策的核心就是由政府强制改变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企业家手中。用罗斯托本人的话说，“经济发展就是收入转移——即从那些用于较无生产性用途(窖藏起来或贷出)的人手里，转移到那些用于(或贷出)较有生产性用途的人手里——的结果，这是经济学上最古老和最基本的观念之一”。(罗斯托，第48页)

对外政策的核心则是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并通过大规模举借外债等方式吸引外国资本。正如罗斯托所说，“增长所需要的投资用于工业的部分，不论它在战略上的作用如何，都少于公用事业、运输以及城市人口扩大后住房建设所需要的投资，而外国资本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帮助承担这类基本建设项目的负担方面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罗斯托，第50页)

从逻辑上看，罗斯托的建议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从实际效果看，他的方案与其说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现代化的道路，毋宁说折射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普遍症候:(1)改变收入分配、实行财富集中造成了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2)扩大资源出口、大量举借外债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经济附庸的地位。

上述症候在新自由主义化浪潮中变得愈发明显。1979年、1980年，撒切尔夫人、里根分别在英美两国赢得大选，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削减财政开支(不包括军费)，减少财政赤字;(2)打击工会组织，削减社会福利;(3)大规模减税;(4)放松政府对于企业竞争的法律限制;(5)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

与之配套，美国开始通过对外援助或操纵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方式，向外推广新自由主义方案。比如世界银行自1980年开始发放“结构调整贷款”获得该贷款的前提是必须进行下述体制改革:(1)削减政府开支(如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以减少对境外资本的需求;(2)降低最低工资标准;(3)开放进口限制;(4)取消金融服务业和通讯业的外资限制;(5)让当地货币对美元等硬通货贬值;(6)国有企业私有化。(参见坦基扬，第17－21页;施航，第48页;黄顺武，第87－88页)

1990年代“华盛顿共识”风靡全球，新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了当时人心目中唯一的现代化途径，俄罗斯东欧地区的“休克疗法”就是典型。在东亚和东南亚，自1991年起，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美国政客、学者的游说下，纷纷加速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改革。在西亚北非，埃及、突尼斯等国为了免除外债、获得贷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督促下实行经济结构改革，至19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金融私有化。(参见朱安东、王佳菲、蔡万焕，第71页)

事实证明，上述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根据1993年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俄罗斯每年死亡人数增加50万。另据俄罗斯社会政策主任的说法，至1990年代后期，大约25%的人口生活水平低于世界最低标准，而新兴权贵却敛取了巨大财富。(参见乔姆斯基，第9页)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泰国、韩国这三个新自由主义典范国家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了13.1%、6.7%和10.8%。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拒不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金融市场的措施，不仅蒙受的损失要少得多，而且比较迅速地走出了危机。(参见坦基扬，第44页)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问题严重阻碍了亚洲的稳定发展，至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还在报告中警告，如果社会财富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将会危及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参见魏曙光)

综上所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改革非但没有凝聚社会价值，反而严重撕裂了社会:一边是极少数高度西化却极端腐败的现代精英;另一边是愈加贫困且封建迷信的广大群众。处于金字塔尖的腐败寡头垄断了现代化的好处，而把群众抛到了现代化进程之外，华勒斯坦曾感慨，“令人惊异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化程度之高，而是无产阶级化程度之低。一个历史社会体系已经存在了至少400年，而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华勒斯坦，第8页)

现代化的好处不能让群众共享，群众就会被封建复辟势力争取过去。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就是案例，它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人民往往不得不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要么选择腐败的军事独裁统治，以维持腐败低效的现代化;要么接受封建宗教势力的起义，倒退回旧的社会状态中去。

总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是，“人们如何使尽解数使自己得到好处，同时使别人得不到同样的好处”。(华勒斯坦，第25页)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与国际社会的贫富分化互为表里。截止2012年，“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四倍多”。(李慎明，第27页)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自己也不是这场掠夺竞赛的获胜者。新自由主义改革无节制地放任资本扩张，最终反噬了西方国家自身。“据美国政策研究2011年度的报告，平均来看，美国大企业CEO的年收入为1020万美元，比普通职工的收入高出325倍;从整个美国来说，占人口1%的美国富人的收入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是9%，到了2007年则已达23.5%”。(徐崇温，第78页)另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的报告:自1983－2013年间，美国底层群体的实际财富值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顶层群体拥有的实际财富值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顶层群体拥有的财富是底层群体的69倍。(参见戈登，第593页)

影响政策的是理论，影响理论的是哲学。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毫无节制地推行市场化，与他们的哲学信仰密不可分。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曾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在中国人看来，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调节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完全取决于现实需要，共同富裕才是目的。

但资本主义哲学思维决定了西方政客财阀不会这么思考经济问题。大卫·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哈维，第3－4页)尽管哈维对于中国的理解存在大量“硬伤”，但他看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交换拔高到了伦理信念和道德准则的地步，无疑是一针见血的。

乔姆斯基也指出，在西方政客财阀看来，“所谓促进民主，就是在作出决策时偏向不需负任何责任的主要是外资私有公司中极权者的利益”。(乔姆斯基，第74页)他披露美国官方资料记载，“‘人民’取其广义的解释，包括个人、分支机构、合伙人、联合组织、协会、庄园、信托公司、股份公司或其他组织(不论其是否是在各州的法律许可下成立的)以及任何政府实体”。(同上，第75页)“公司起初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人为的实体，但最终被赋予了，而且是远远超过了人的权力，因为它们的核心是‘超凡的人们’，即那些超乎寻常有钱有势的人们。不单于此，公司不再受宪法某些条文的约束而几乎可以无拘无束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同上)这些话透彻地揭示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实质——这是一种远离人民的“民主制”，获得自由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资本寡头。关键是当资本市场被拔高到了决定民主与否的地位，还有人敢对它说一个“不”字吗?新自由主义化不仅是财富掠夺，更是道德绑架。这种动辄道德绑架，把调节手段上升为所谓“政治正确”的做法，既根植于西方政治需要，也根植于资本主义哲学文化。

二、冷战思维的精神根源

19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有一首叙事诗。主人公海象和木匠决定把海滩上的沙子全部清扫干净。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海象和木匠邀请牡蛎与他们一起散步，讨论如何推进清扫工作。这场欢快的会谈充斥着许多奇怪的议题，比如“谈谈海水为什么滚热”“谈谈小猪有没有翅膀”。时间就这样飞快地流逝了，等到会谈结束时，海象和木匠突然发现自己肚子饿了。于是，他们丝毫没有打扫海滩，却吃光了所有牡蛎，还虚伪地说:“让我来为你们哭泣吧，你们实在真可怜。”(参见卡罗尔，第41－47页)

作者卡罗尔的原意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诗完全可以展现出一幅霸权战略图景。美国战略学家沃尔特·米德就宣称，海象和木匠分别代表英国和美国，“它们将自己塑造为有典型新教和盎格鲁－撒克逊氛围的超验理想主义。世界海滩上的状态让其无法再承受……民主必须在全球盛行。必须不计代价废止恶习。必须清理掉海滩上所有的沙粒”。(米德，第53－54页)英国和美国凭借这类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设定了全球性的议题和世界性的组织，例如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又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牡蛎则是当年的殖民地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协定将他们的市场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和企业敞开，但却大幅限制他们出口农业和纺织业核心产品能力”(同上，第56页)。简言之，海象和木匠以清扫海滩为名，诱拐并吃掉牡蛎，就如同英美两国以建立理想世界为名，剥夺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最终，理想世界遥遥无期，但英美霸权却牢牢树立。

须知这位米德先生不是左翼学者，而是信奉美国价值观至上的右翼保守派。他不仅是当年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竭力鼓吹者，也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竭力鼓吹者。2020年2月，在武汉疫情最紧急的时刻，米德更因为刊文污蔑“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这尊强大的中国神像在本周被一种活跃的蝙蝠病毒所击倒”(Mead)，而遭到我外交部新闻司点名批评。由他说出上面一番话，最能代表英美霸权道路的实质了。

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欧洲国家只有与大海联结起来，才能成为大国。大海虽然分割陆地，然而能把人们联合起来;大海中包含极其独特的外出的因素，而这是亚洲生活所缺乏的。”(黑格尔，第104页)在黑格尔热烈赞扬海洋塑造了欧洲精神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荷兰。然而在米德看来，荷兰只能代表海洋霸权体系的1.0版本，正如他所说:“荷兰体系像操作软件的1.0版本，当今世界仍有很多国家运行这一系统。18世纪开始时，英国引用了2.0版;到二战后美国引用3.0版后，沿这一路径进行了一些更新升级。”(米德，第116页)荷兰版本的缺陷是它仍然跟欧洲大陆连在一起，这意味着荷兰在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时候，还必须同时防范陆上的法国。

作为海洋霸权2.0版的英国免除了欧洲大陆的后顾之忧，因此它能够建立19世纪的霸权。但英国毕竟太小了，缺乏本土的战略纵深。美国弥补了这个缺陷，它有广阔的本土纵深。海洋与内陆共同塑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弗雷德里克·特纳早在1893年就明确指出:“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特纳，第58页)扩张和拓殖塑造了美国精神，使美国与那些沉闷的欧亚大陆国家判然有别。当代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进一步指出，与一般印象截然不同，美国不是到了二战以后才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的。实际上从建国伊始，美国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扩张机器。它继承并发展了英国人的扩张精神，只不过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领土征服已经不是目标，但相同的目的则是将‘发展中的’国家提升到与发达文明一致的水平”(卡根，第11页)。

用萨米尔·阿明的话说，美利坚意识形态的内核是基督教基要主义，“新英格兰新教的特殊形式直到今天仍继续塑造着美国的意识形态。最初它通过把其合法性建立在《圣经》的指导之上，来促进对新大陆的征服。《圣经》中以色列人对应许之地的武力征服一直是北美讲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阿明接着批判道:“美国把上帝赋予它的使命即‘天定命运’扩展到包括整个地球。这样，北美人已经逐渐把自己看作实际的‘选民’，这是‘纳粹’的同义词，指天生优越的民族。”(阿明，2004年)

综上所述，海洋霸权塑造了英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边疆拓殖塑造了美国极具攻击性的处事方式，宗教基要主义强化了美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些因素构成了今天霸权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精神基础。如何改革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英保守主义叫嚣?用什么方案替代危机丛生的新自由主义?人们提出了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改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或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寻求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品，比如欧洲“第三条道路”。对此，阿明批判道，欧洲国家总在防范共产主义，却忽视了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威胁，这导致了欧洲长期受制于美国的操控，“无论从极端的自由主义还是从美国地缘战略的联盟来看，欧洲计划都是行不通的”(阿明，2007年，第16页)。

第二，左翼运动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尽管今天西方左派在族群、性别、环保等议题上声势浩大，但对于如何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却没有系统的建议。徐崇温指出，西方左派强调“现在应该是明确提出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时候了”，“但究竟怎样实现、又由谁来实现这种‘真正的替代’?目前还没有见到具体方案”。(徐崇温，第80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阿明严厉地批评了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左翼，称他们充当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帮凶，“就维持支配性力量的地位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比这种意识形态更有效了”(阿明，2007年，第18页)。

第三，发展中国家真正参与国际对话。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主席不破哲三提出，应以二十国集团取代作为“富国俱乐部”的七国集团，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发声渠道。(参见徐崇温)二十国集团能不能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成员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实际情况，阿明认为，“南方国家的反应要么极为怯懦，要么极不适当。就像过去的被保护国政府一样，现在的南方国家政府只有有限的活动空间，并且小心谨慎，没有对它们正在为之付出代价的经济自由主义提出质疑”。(同上，第17页)通过上面分析不难看出，指望西方资本主义自我革新已不可能，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只有依靠发展中国家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正如阿明所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教给了他自己这些真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三句简洁有力的话最直接地体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心声，是第三世界走上振兴不可回避的道路。“这句话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并因此制定出有效的行动策略。”(阿明，2020年，第39页)中国道路的典范作用不仅体现于革命斗争当中，更体现于现代化建设。

三、群众路线与合作共赢

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有句名言:“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第134页)美国国际关系学家斯皮克曼则批评麦金德眼里只有俄国，而忽视了夹在心脏地带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广大边缘地带。他把麦金德的名言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斯皮克曼，第78页)如果说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是19世纪英俄对抗的产物，那么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则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产物。19世纪，夹在海权国家英国和陆权国家俄国之间的广大边缘地带，还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决定作用的力量。但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斯皮克曼的话说:“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同上，第100页)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间地带。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特朗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中间地带不仅在地理上处于海权和陆权之间，更在政治上处于美苏两极之外。中间地带理论在1970年代演变为三个世界理论。例如邓小平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在冷战语境中的“第三世界”与今天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鼓舞了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解放的道路。发展中国家人民解放运动反过来维护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国人民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安定的外部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人民解放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在发展中国家的视野下，“两个创造”的伟大意义得以彰显。

首先，根据本文第一节分析可知，发展中国家普遍症候的根源是现代化进程为少数精英寡头所垄断，广大劳动群众长期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我们明白这点，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了不起的成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了现代化进程当中。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概括道:“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刘少奇，第397－398页)这个要求意味着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既要是现代的，又要是乡土的;既要引领历史的方向，又要扎根中国的传统。发展中国家从来都不缺文化精英，更不缺劳动群众，它们缺的是能让文化精英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的力量，而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独立、富强的根本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发展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0页)因为扎根群众，我们党克服了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根据实际需要来平衡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做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有这些将为发展中国家的振兴，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次，根据本文第二节分析可知，以美国少数政客寡头为首的西方保守势力已经习惯于宗教基要主义和冷战思维模式，习惯于通过制造分裂对世界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和道德绑架。不同于西方掠夺式的现代化道路或对抗式的外交路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曾长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最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处境及其对人类和平的关键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数百年前，即使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中国频遭侵略和蹂躏之害，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民深信，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同上，第545页)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团结世界人民的合作共赢道路。“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只有缩小南北差距，才能消除战争根源，维护世界和平;只有促进世界和平，才能给南方安定的发展环境，缩小南北差距。中华文明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传统。“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5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动国际合作共赢的主要力量，它迥异于西方掠夺式的现代化道路，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难题。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民的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文明形态。“走自己的路”前提是一切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走人民的道路。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拒绝外来“‘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才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参见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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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魏曙光，2007年:《亚行统计报告指出:贫富差距拉大威胁亚洲国家发展》，载《证券时报》8月9日第A11版。

［23］习近平，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7月2日第2版。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2017年，外文出版社。

［25］徐崇温，2012年:《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载《学习论坛》第7期。

［26］叶荷哈、阿敏，2015年:《万隆会议五十年后:“南方”人民重新团结?——访谈阿米尔·阿敏》，林家瑄译，载《人间思想》第六辑，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

［27］朱安东、王佳菲、蔡万焕，2014年:《新自由主义:救世良方还是经济毒药》，载《经济导刊》第11期。

［28］Mead，W. ，2020，“China Is the Ｒeal Sick Man of Asi”，in Wall Street Journal，Feb. 4th，A: 15．

原载：《哲学研究》2021年第8期

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1-10-17